“穷二代”真的更易腐败吗？

　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央持续强力反腐打下了众多“老虎”“苍蝇”,特别是郭伯雄、周永康、徐才厚、谷俊山、万庆良等出身寒门的贪官,引起了大众对“穷二代”官员的关注和讨论。

　　的确,不少落马官员在接受调查或审判时均声泪俱下地说:“我是农民的儿子,出身贫困家庭……”这种说法无疑有为自己的贪腐找借口之嫌:因为儿时“穷怕了”,在登上权力的宝座后就想去弥补以前无法过上好日子的遗憾,所以情有可原。这让公众不禁联想到:“穷二代”好像更易贪腐?那么,什么才是“穷二代”?我们不能一概而论。事实证明,“穷二代”有物质上的“穷二代”和精神上的“穷二代”之分。物质上的“穷二代”是指相对于生活物资丰足的人群来说,从表面上看相对贫寒的群体。精神上的“穷二代”是指一个人把自己堕落在一味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上,对物质的需求超出了基本的保障范围,上升到物欲为娱的状态。当一个人精神饱满地为人民服务,并有精神信仰的时候,其实质上已经具备了“廉商”。这时候不管是“富二代”还是“穷二代”,基本上都不会有贪腐的欲念。在这个问题上,从中国古代到现代都不缺乏值得效仿的楷模。如三国时的诸葛亮,居于茅庐,清贫度日,是典型的“穷二代”。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曝财产,一生俭朴。唐朝的狄仁杰,是有名的“官二代”,却是心系百姓的断案传奇高手,一生清廉,声誉响彻海内外,就连荷兰人都专门编撰他的故事。革命时期,周恩来总理是“富二代”子弟,但他不仅不贪,而且还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质,让后人敬仰。朱德将军是典型的“穷二代”,却是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,以清廉、爱国的良好形象受人尊重。现代的廉洁楷模,如杨善洲、焦裕禄、高德荣等都是典型的出生在山沟里的“穷二代”,并且手握权力,然而他们却是时代的廉洁楷模。不仅如此,还有千千万万勤政廉洁的寒门领导干部奋斗在为人民服务第一线。“富二代”中也有众多滥用职权、大肆敛财的贪官。总之,“穷二代”官员贪腐概率更高的论断,并没有科学的统计依据和研究结果可以佐证,更不能以家庭背景的“穷”或“富”作为衡量官员腐败还是廉洁的标准。

　　理论上,腐败行为的产生必须具备主客观两个基本条件:一是腐败的动机,即一个人想不想腐败,有多想,这是腐败形成的主观条件;二是腐败的机会,即能不能搞腐败,能搞多大的腐败,这是腐败形成的客观条件。“穷二代”更易腐败的观点,聚焦于腐败的动机。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:每个人都需要最低层次的保障如温饱、住房、生理等基本需求。这样来看的话,说“穷二代”的确更容易贪腐好像很有道理。于是就有人推断,穷官比富官的腐败动机更强烈些。而事实是一些衣食无忧的贪官在位高权重时依然看重最基本的满足,疯狂地占有房产、玩弄异性。还有些呈现出病态的贪官,收取巨额贿赂,但生活非常俭朴,可以说基本需求始终没有达到普通人的一般满足。江苏省镇江市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把持审批权,受贿195万余元,但节俭至极,衣服严重掉色,领子磨得毛边开线,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乡下去买豆制品。相反的,一些住房简陋甚至生活拮据的官员,在掌握着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权力时,并没有忘记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,能够抵抗腐败的诱惑。从这些事实来看,精神上的“穷二代”贪腐行为林林总总,不仅只是贪钱,还有贪权、贪色、贪名等,要比物质上的“穷二代”的贪腐欲念更强。

　　腐败的动机是一个综合体,它的强弱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:“廉商”的高低、预防腐败制度的严密程度、打击腐败力度的大小。首先,“廉商”是腐败动机产生的主观因素。“廉商”即廉洁商数,是指人们保持廉洁的能力。它包括对腐败危害的认识度、对廉洁价值的认识度、对保持廉洁的掌控度。这三种要素决定了“廉商”的高低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在面对腐败诱惑时的态度和行为。“廉商”解释了在同样的外界条件下有人廉洁、有人腐败的现象。从根本上讲,腐败的产生缘于人性的弱点———自利。与其说“权力具有腐蚀性”,不如说“人都有逐利性”。只不过“廉商”高者可以拿捏和把控自己的这个弱点,而“廉商”低者则任意放纵它罢了。其次,制度的笼子织得越密,掌权者的腐败动机就会越弱。人性弱点与制度漏洞的不期而遇,就擦出了腐败的火花。制度漏洞越少、越小,人的弱点被放大的机会也就越少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不能腐”。第三,打击腐败的力度越大,掌权者的腐败动机也就会越弱。这是惩治腐败的威慑力产生的效果,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“不敢腐”。因此,腐败动机的强弱只与以上三种因素相关,与家庭出身贫富无关。

　　总之,“穷二代”更易贪腐的论调不仅站不住脚,而且如果任其泛滥会造成极坏的影响,可能强化以出身评判人的社会偏见,也可能出现选拔人才上的有失偏颇,我们需十分警惕之。

　　(作者分别为: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;《善洲故里·清风施甸》廉政文化研究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