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州初试“员额制”：不复制不照搬 勇做“探路石”

新华网北京7月17日电（记者 卢俊宇）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、组织召开庭前会议，进行调解、归纳案件事实的争议焦点......，这就是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一灵每天的工作职责。面对这个新角色，她显得非常淡定，谈起新的工作内容，她用的最多的词就是：踏实。

贵州，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先行试点省份之一，2014年1月4日，省政法委选了4家基层法院检察院作为试点，花溪区人民法院是其中之一。2014年4月之前，黄一灵还是一名法官，她手中是握有裁判权的，而在法院员额法官初选中，她并没有报名主审法官，而是主动选择做一名法官助理。

“当时的心情很坦然。”黄一灵告诉记者，在做法官的时候，她压力很大，因为自己太年轻。虽然是法律系研究生毕业，可理论与事实还是有差距，有的案子自己经常感觉“办不下来”。“但是现在在主审法官身边，一方面感觉踏实很多，另一方面自己也学到了很多。”她坦言，即使让她进入员额内，而自己却没有能力胜任，压力更大，现在自己可以慢慢积累，等到以后遴选时便能更好的把握机遇。

建立法官、检察官员额制是司法改革的“先手棋”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指出，“员额制”关系到司法体制改革成败。贵州省成为试点省份虽然才半年多，但对“员额制”探索出了自己的路。

以案定员：从贵州实际出发 趟出一条新路

“贵州有幸成为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省份，是积极、主动争取来的。我们不复制、不照搬其他几家试点法院的做法，而是按照符合司法改革规律、符合贵州法院实际的要求。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都有做‘探路石’的勇气。成功，可以为全国司法改革找一条路；失败，也是为其他省市总结经验。”贵州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张德昌对记者说。

按照中央政法委对于法官检察官员额必须严格控制在专项编制39%以下的要求，贵州省法院对4个试点法院近三年的22000多件案件办案单位时间进行了测算，并根据案件数量及特点、法官承办案件能力等综合因素，分别选任了29%、30.7%、24%、30.8%的员额法官。

“由于检察院和法院职能不同，检察官员额除了‘以案定员’外，还有‘以职能定员’。根据各地案件数量及难易程度、办案成本等因素核定的分别为41%、40%、38%、37%。”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承志告诉记者。

据悉，目前贵州省4个试点法院从181名原有法官中选出员额法官99名，4个试点检察院也正在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员额检察官初选。

“我们的员额比例是动态的，并不是一次性用完，每个试点院至少留出员额的10%，这样为以后的优秀司法人员留下晋升空间。”贵州省政法委司改办熊涛说。对于员额法官检察官的年龄结构，他说呈现“橄榄型”结构，像选任的员额法官以35岁至50岁为主，占70%，老年法官和年轻法官各占15%，这样可以确保办案中坚力量留在员额法官队伍中。

“至今，我们4家试点法院没有一个人离开法院，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改革真正把人才留住、把未来留住。”张德昌表示。

科学的扁平化管理：员额法官、检察官均须在办案一线

据贵州省法院和检察院司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实行“员额制”后，以前的庭室架构就不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以主审法官和主任检察官为核心、各类人员分工协作、人员相对固定的新型办案团队。目前，4个试点法院分别按照1:1:1，1:1:2，1:2:2等模式共组建了51个审判团队，试点检察院按照1+X+X的组织模式（1名办案团队负责人+数名检察官+数名检察辅助人员）搭建了25个办案团队。

为了更进一步确保案件质量和提高效率，贵州法院创新推出了繁简分流的模式，将法官分为普通程序法官和简易程序法官，用占法官员额20%的简易程序法官办理占案件总数80%的简易程序案件，用占法官员额80%的普通程序法官办理占案件总数20%的普通程序案件。

检察院则采取逐步放权、合理限权的方式，依法赋予办案团队负责人办案决定权，像刑事检察、职务犯罪等的团队检察官就分配多一些、强一些，二线部门就配备检察官少一些。

“以前实施三级审批制，对于具体案件的定性和处理需要依次经过承办人的建议、处（科）长审核、主管副检察长批准三个级别才能最终确定，现在审批方式实现扁平化后，审批环节大大减少，办案团队负责人就可以独立做出决定，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进一步凸显。”杨承志表示。

目前，贵州省4个试点法院、检察院选任的员额法官、检察官均在司法办案一线，分管业务的副院长、审委会委员以及分管副检察长等也直接编入办案团队带头办案，并明确了他们的办案数量。

这种扁平化管理带来的好处从一系列数据就可以直观反映出：4个试点法院今年1至5月，结案率同比平均提升4.91%；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由46.55天下降为29.87天；当庭文书送达率同比提升6.14%；当庭裁判率同比提升12.16%。4个试点检察院今年3至5月，审查逮捕审结率同比提升9.27%，平均办案时间同比下降29.09%。

制定“权力清单”：让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实到位

“我们建立了审判监督团队，通过网上和现场巡查，巡查了55件案件的庭审情况，评查了80件纸质卷宗，电话回访了15位案件当事人，将庭审出现的不规范、不严谨行为和案件存在问题进行通报，就案件中出现的程序和质量问题约谈了承办的主审法官。”花溪区法院院长吴莎对记者说。

吴莎说，建立了新型办案团队以后，明晰细化了各办案主体的职责，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责任划分和追责机制。法官主要的职责就是亲历听审、团队管理和研判法律，法官办案全靠自己拿主意，院、庭长不再签发裁判文书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也大大限缩了，院庭长可以参加合议庭审案子，也可以按照规定启动审判长联席会议、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，发表的意见要有记录，但主审法官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。检察院同样也是如此，制定了明晰的检察权“权力清单”。这样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“让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”、“谁审查谁决定，谁决定谁负责”。

“改革后，团队负责人担当意识明显增强，法官更像法官、检察官更像检察官了，大家一下子都深深体会到了这个职业的尊荣感。”花溪市检察院检察长张重说.。

改革是不可逆转的，但同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温杰直言，目前试点“员额制”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人员分流问题，他们将积极探索人员分流做法，同时希望中央相关部门能够出台相关分流优惠政策，从而使分类管理工作更加顺利地推进。